原创：我眼中的《中泉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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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眼中的《中泉》


　　随着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在中国热映，日本朝日新闻、NHK电视台以及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部视角独特的电影，比较客观的报道说电影里的日本演员遭遇了苦恼；那些反对立场的报道则直接以《决定了当日本鬼子人生的日本演员》为题来报道他。中泉的照片登上了日本很多报纸，但大多选择了他在电影海报前闭着眼的一张——其实是抓拍到了他眨眼的一瞬间，但看起来就像是在说“我后悔演了日本鬼子”。

　　网站上的言论更负面一些。有人干脆说，“最好别回日本了，家人也叫到中国去吧，回国太危险了”。经常在中国电视剧中演出日本军人的演员矢野浩二，2007年回日本时遭到殴打，这很让人为中泉的安全担心。出演伊田的木幡龙已经把妻子和家人接到中国，而中泉的家人还在日本。

　　他谨慎地拜托导演，不要在宣传中提及他的家人，哪怕这种宣传能够给他本人带来更高的知名度。有一些推托不掉的采访，也由工作人员代为书面回答。他拒绝回答任何有关如何看待历史、以及有关“赎罪心理”的问题，标准回答是：“我是一个演员，我觉得战争是愚昧的。”

　　怜惜他的工作人员说，中泉真的是演员中少有的异类，虽然已经30多岁了，但还很单纯，喜欢追求内心的平静。现在，中泉有了很多中国影迷，他们在网上为中泉设立了中文贴吧，为他写诗，要“深深铭记，这份飘洋过海的缘”。

　　如果有人和中泉开玩笑，说他如今有女粉丝了，中泉会脸红，会害羞。在沈阳，一个影迷送给他一盒寿司，让中泉大为感动，他要求工作人员去找到这位观众，然后主动与之合影。他细心地记下中国观众送给他的礼物：“在广州，送我亚运会吉祥物，在芜湖，送我砚台，在成都，送给我和平鸽。”


银幕上，他挣扎于战争的杀戮，银幕下，他怀着忐忑与难安，竭力守着自己的底线，保护家人不被纷扰的舆论伤害。角川和中泉，两个隔着几十年历史的日本年轻人，怀着部分相似的心情来到中国，都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煎熬。

　　拉开红色丝绒幕帘的一角，中泉英雄痴痴地望着大银幕上的自己：身穿士兵服装的角川正雄，放走了本该由他执行死刑的两个中国人后，喃喃自语“活着比死亡更艰难”。角川跪在南京城外开着鲜花的原野上，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。枪声响过，他从山坡上滚落，脸朝下躺在春天茂盛的草丛中，一动不动。

　　这是电影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在中国巡回宣传的第一站，地点是杭州。中泉英雄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到自己的演出。此前，他只在一次内部的试映上看过这部他参与了10个月的电影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导演陆川居然剪掉了众多中国主演的戏份，日本人角川成了《南京！南京！》中最重要的线索人物。

　　中泉拽着幕帘，情绪好像又回到拍摄时，沉重、焦虑、紧张。陆川的助理黄犁注意到，中泉的眼睛里“有一点湿”。

　　10分钟后，中泉和陆川，以及其他中国主演一起站到台上。这本该是中泉人生中最激动的一幕之一：他第一次作为主演出席如此盛大的首映式，观众席上坐着近千名观众。接受献花后的环节，是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。

　　一个年轻男子问中泉，作为一个日本人，你演几十年前的侵华日军，你有什么感受？话音刚落，观众席上响起一片掌声和暴笑。随即有人用中文高喊“八格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

　　中泉听不懂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但能听懂中文“八格”。他举着话筒的右手一直按在唇上，沉吟，然后微笑，微微鞠躬，用中文说“谢谢”。陆川过来圆场：“在剧组有近100个日本演员从东京过来，和我们一起呆了10个月，这就是进步，如果换了是我，我都不会去日本拍这样的电影。请大家把掌声给勇敢的日本演员。”

　　回到后台，中泉再也崩不住了，嚎啕大哭，翻译不停地把大家的劝慰翻译给他听，他只是痛哭不语，眼神充满了忧郁。3年前，正是这种忧郁的眼神，使得陆川决定选择并不太有名的中泉，来出演电影中面对残酷战争仍保有人性善良、因而陷入巨大内心矛盾的日本兵角川。

　　剧本早就送给一些日本知名演员，但对方均委婉地以档期或者别的原因拒绝了。“要演一个坏的日本人形象，而且涉及政治和历史，有些人也许在心里难以接受。”在杭州遭遇尴尬后，剧组有些人为中泉不平，“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呢，难道要中泉代替一亿多日本人来向中国人道歉吗？他只是一个演员啊！”参与演出的中国女演员姚笛也在博客里呼吁大家尊重日本演员，并盛赞他们在拍摄时认真的工作态度。

　　中泉在日本看了陆川的代表作《可可西里》，觉得“镜头很美，很冷酷”。陆川试图说服中泉：“虽然南京大屠杀是日本禁忌的题材，但我想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。”更重要的是，这对中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：他25岁进入影视圈，5年内才拍了一次电视剧，仅仅做了两集客串。一度想放弃演员的梦想，“做回普通人”。

　　在《日本演员大名录》里，中泉的特长是做蛋糕和写书法。在东京追求电影梦想的同时，他寄居在蛋糕店、居酒屋这样的地方，因为在打工的同时还能解决晚饭。“都是做士多啤梨蛋糕那种东西，虽然现在已经很少做，但我相信我都会比一般男生做得好。”中泉说。

　　现在有一个机会能成为主角，为什么不抓住呢？中泉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中国。喜欢阅读的他，在行李里塞着几本日文小说，包括一本《海边的卡夫卡》。

　　在天津，剧组在废弃的化工厂拍摄巷战。现场制造了大量的浓烟，很脏，像真正的战场。剧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工作，但是演员不能戴。和艰苦的条件比起来，中泉更在意角川、伊田这些日本兵的故事是否真实——现在，中泉绝口不谈对这段历史的看法，但在拍摄时，他的的确确认真研究过史料——陆川答应过日本演员：有关历史的任何疑问，都可以问，都可以表达意见，如果有日本人不相信的情节，可以不用演。

　　杀人竞赛、强奸，这些情节最先引起了中泉的疑惑。中方副导演赵一穗说：“他不相信自己的先辈会如此残忍。我们找来历史照片，找来各种回忆录给日本演员看。”但拍摄的时候，中泉还是不能进入角色。有一场关于强奸的戏，中泉和其他日本演员，都不敢把手放到裸替的身上。陆川说，如果你们不去演，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裸着。然后陆川告诉他们应该把手放到哪里。导演一喊停，日本演员马上从旁边拿来衣服替裸替披上，深深鞠躬。

　　中泉记得，原本有一场戏是关于屠杀的，角川和同伴站在城门上，看到成群被赶到江边待杀的中国人，一个同伴问角川有什么感觉，按照剧本设计，他该回答“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我不认识他们”。“导演说这句对白是有历史依据的，当时有很多日本士兵觉得屠杀中国人就好像屠杀牲畜一样。但是我觉得角川不会这样说，所以导演最终取消了这场戏。”

　　每天拍戏前，导演跟每个演员讲角色，聊剧本，把大家带进历史环境中。中泉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和角色的共鸣：“角川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战场，我第一次来中国拍电影，都对这个国家感到陌生，心里有不安，有恐惧。”

　　剧组去长春拍戏，天气很冷，还下着雪。中泉每天很早起床准备，有时候一天都没有戏，就在车里等待一天。最初的档期是4个月，后来延长到10个月。第一次出国拍摄的中泉，在中国没有朋友，只好用喝酒、泡澡来排遣寂寞。“在日本，男人和男人最好的关系，就是在洗澡时裸体相对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”

　　电影里缺少反映日本士兵生活的场景，中泉和横山向陆川推荐他们最喜欢的节目——洗澡。于是，观众看到了善良的角川帮杀人不眨眼的军官伊田搓背的一场戏。两个人轻松地聊着天，“真想吃日本的火锅啊。”“想吃山药，妈妈做的最好吃。”在戏外，中泉告诉朋友，在天津的日本餐厅吃到山药，发现味道和东京的一样。

　　有一次，拍伊田杀死唐小妹后几个日本兵在街上走的镜头。中泉回忆，现场气氛很压抑，拍到第三条的时候，日本演员小黑突然喊出一句剧本上没有的台词“我想回日本”。当时，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，伊田的扮演者木幡龙冲过去，重重给了小黑一拳。中泉回忆自己“有点吃惊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低下头继续走”。那天晚上，几个演员一起出去喝酒，“都想家了”。

　　中泉第一次看完成片，蜷缩在角落里哭了很久，他想起陆川在片场对他说的“角川的视线，就是观众的视线”。在电影里，角川的话不多，这点很像中泉，寡言少语。

　　“中泉是那种特别内敛的、敏感的人。”黄犁说。拍戏间隙，总是能看到中泉捧着小说，静静地看书，或者静静地默戏。

　　他喜欢中国导演张艺谋，也喜欢李安和侯孝贤。尤其是侯孝贤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电影，会让他想起“和家人在一起，在家乡爱媛的时光”。在拍戏间隙，他有时会通过网络视频和家人聊天。如果《南京！南京！》能在日本上演，中泉希望家人能看到他的演出。但眼下，他恨不能把所有家人都藏起来，不要让家人感受到因为他演“日本鬼子”带来的压力。